本刊记者 赵何娟

　　三网融合正在沦为一场“政治秀”

　　“我很久没被叫去开会了，三网融合恐怕已经夭折。”工信部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的一句感慨，道出了三网融合目前的真实局面。

　　仅仅靠开会当然无法完成三网融合的协调工作，但在参与三网融合的各方看来，开会至少意味着大家还有讨论的空间，现在连会都不开了，广电、电信离达成共识就更远了。

　　广电旗下中广电通CEO殷建勇在接受财新《新世纪(22.83,0.18,0.79%)》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三网融合不是僵局，而是已经结束，现在播控权的归属明确，广电对媒体的管控能力正进一步加强，运营商对所谓开放的三类业务都没有兴趣，因此“黑不提白不提的，三网融合就过去了”。

　　播控权是广电、电信双方的核心诉求之一。电信部门坚持无播控无融合，同时开始了光纤入户及提升带宽的大跃进式投入；而广电部门虽在政策上取得播控权，但技术与体制上的落后，又使其难以真正获得“主导地位”。双方互不相让并在各地发生了各种冲突，比如广电掐断电信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电信掐断广电有线互联网出口。

　　然而，不仅广电、电信两大部门围绕播控权交恶，随着IPTV播控平台中央与地方两级平台对接，广电内部的斗争也愈演愈烈。2010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344号文，确定了IPTV两级平台的方案。根据方案，央视国际成为中央平台，与上海百视通共同建设地方平台，牌照方、地方广电、央视国际乃至地方电信运营商由此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至今关系尚未理顺。

　　有资深业内人士对此指出，“两级平台等措施，旨在控制播控权，而非三网融合”。广电部门在播控权问题上的攘外安内，正在将三网融合的僵局进一步推向死局。

　　IPTV成“鸡肋”

　　IPTV是目前三网融合业务中发展最快，也渐成规模的融合业务，但是，“目前广电对IPTV的发展方向并没有清晰的图景。”一位广电总局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为此广电甚至限制IPTV在其体制内的过快生长与繁衍。据记者了解，广电总局去年下半年连续发文，细化IPTV播控平台建设，宗旨是将播控权进一步收拢。

　　一年来，电信企业也在行动。缺少固网资源的中国移动，加大了与广电运营商的合作进度；中国电信也就如何开展网络融合在各试点城市进行了统一规划；中国联通(5.69,0.00,0.00%)则在青岛、大连、哈尔滨、北京这四个试点城市完成了首期支持5万-10万容量IPTV基础业务能力的平台建设，开始向用户提供服务，同时确定天津、河北、四川、湖北、浙江五省(市)为集团试点地区。

　　2010年9月25日，全国第一家中央级别的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与试点地区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正式完成对接，分别是中国网络电视台和四川省广播电视台。随后，湖南、北京地区等多个地方IPTV集成播控平台也完成了与中央平台的对接。这些地方的IPTV播控平台中，都没有当地电信运营商参与。

　　但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广电到电信都围绕着三网融合陷入了一场混战。较量的主角已不再是工信部与广电总局，而是中央与地方。三网融合进入一个更错综复杂的局面。

　　广电一边加速省网整合的进度，推进国家级有线网公司的组建及相关互动业务，同时推出双级平台来更牢地掌握播控权，以对地方上与电信合作推出的IPTV进行有效监督。

　　围绕IPTV的矛盾冲突表现在各个方面：IPTV主要由上海文广和电信运营商合作，导致某些地方广电抵制；广电很多宽带接入需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协助布设，两者合作亦时有摩擦；地方广电各干各的，有的全力推数字电视抵制IPTV，有的则在加快部署IPTV而不是数字电视……

　　央视国际显然低估了地方广电的抵制。据了解，广电的344号文指定央视国际的“中国广电IPTV”呼号为全国统一呼号，但这个呼号成为其和电信运营商在IPTV合作中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关键问题；同时，两级平台在利润分配上也存在分歧。

　　而对东方传媒百视通来说，一边要维系IPTV市场的发展，谋求在资本市场的融资突破，另一边又必须平衡电信、中央级平台，以及地方广电之间的矛盾。

　　在南方大省，东方传媒百视通原有的播控平台和当地电信已经磨合成型，用户有了一定规模，这也使得很多地方采取了双备份的方案，即既有央视播控平台方案，又有百视通播控平台方案。但目前中央级平台没有和电信实质对接，只是完成了政治任务。再加上地方广电也未必都愿意接纳上海百视通，未来在政策和市场上的争夺都将更加激烈。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多方了解，目前两级平台都没有完成广电与电信运营商的传输系统的对接，也就是说，这些城市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总、分两级平台只实现了内容层面的对接，但计费系统、认证系统等技术层面并未真正对接。

　　还有消息称，青岛电视台此前与杭州华数投资合作建设IPTV，由于要求重建与中央平台对接的地方平台，意味着前期投入推倒重来，这遭到地方强烈反对；在湖南，因湖南广电表现强势，IPTV播控平台建设也阻力重重。

　　韦乐平表示，在IPTV的合作模式中，广电机构负责业务行政许可和内容集成规划管理与审核，电信部门负责业务支撑系统建设、业务运营和用户管理，是目前比较符合产业链相关方利益和市场需求的模式，但也仅限于“IPTV牌照方(例如百视通)和其他地方广电关系比较融洽的地方”，IPTV业务得到“很好”发展，关系不好的地方则“寸步难行”。

　　殷建勇坦言，广电真正恐惧的绝不是IPTV，IPTV已如鸡肋，电信不爱搞，广电不愿搞；宽带业务已被中国电信和联通抢占了4.5亿用户中的1亿高端用户，也没机会了；固话语音业务逐渐萎缩，手机通信被移动、电信、联通打成了“地板价”，已接近网间结算价格，广电更无机会涉足，三网融合已“无处可融”。

　　“广电真正恐惧的，是电信利用自己的光纤网络直接传输有线电视信号。这等于砸了广电饭碗，如同广电直接从事固话和移动业务，会要了电信运营商的命一样。”殷建勇称。

　　台网离合不定

　　在三网融合框架中，播控权归属于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即“台”，由此广电的有线网被推向了市场竞争前沿，成为电信企业尚可突破的最后空间(参见本刊2010年第25期“三网融合最后空间”)。不过，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去年却强调“台网联动”，这与之前“台网分离”的主基调有着微妙变化。

　　在三网融合政策推出之后，台网分离的反对声日益高涨。细心者发现，广电部门曾经苦心筹建的国家级有线网公司“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名称已悄然改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显示广电总局极可能定下了“台网无法分离”的新调子。

　　歌华有线(12.65,0.13,1.04%)副总经理罗小布认为，播控平台建在电视台或者网络公司对电视台没有区别，对网络公司却有根本不同，“建在台里，不仅网络公司失去威慑力，而且网台之间的隔阂加剧。由于网络公司拥有用户，电视台目前收入主要是广告，网络公司完全可能采用高落地费，甚至拒绝落地等极端措施实施报复。这必然使得本地电视台在本地区占便宜，在外地吃亏。”目前在上海，就出现了广播电视台与上海电信联合推出IPTV，而东方有线与上海联通联合推出宽带与互动电视的奇怪格局。

　　广电四级办台，是广电体系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组织体系，导致了地方上区域资源分割，彼此竞争多于合作。市级以下广电部门，以网养台的依赖性依然很强，省网整合、网台联动，使得不同级别的台网之间关系错位。省会试点城市，播控平台是建在省台还是市台？非省会城市，是建在该市还是上级城市？这些问题都激化了地方电视台之间的矛盾，尤其加剧了省台和市台的竞争。

　　广电系统真正的挑战在于内部整合。一直以来，广电总局缺乏对地方广电行之有效的统一化管理，这与电信运营商有着根本的区别，即四级办体制与全程全网的区别。广电对播控平台的强烈控制，反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区之间、台网之间的矛盾。

　　目前各省网虽然挂牌整合了，实质上却问题重重。广电家底不厚，融资渠道有限，现在各省网都积极运作借壳上市融资，比如广东省网借壳天威视讯(23.48,0.46,2.00%)上市，江苏有线、杭州华数等也在行动，未来的国家级有线网公司又将如何整合和评估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呢？

　　国务院三网融合专家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估算，未来几年是广电系建设投资的高峰期，其中网络双向改造、机顶盒以及基于音视频内容的信息服务系统的投资需求约为2490亿元；而下一代广电网(NGB)的投资需求为3000亿元。三网融合等建设前期投入面临的资金缺口可想而知。

　　有分析人士认为，三网融合最大变数在于广电，在于台网离合格局可能产生的分化。殷建勇对此指出，大乱之下必须大治，台网必须分离，“网早晚归国资委，实现电信开放、媒体管制”。

　　无解方程式

　　韦乐平完全不看好现有体制下的三网融合和竞争。他认为，现在广电是低价包月式的国家公共资源模式；互联网是低质低价模式；电信则是高质的、按时长和流量收费的模式。让这三个不同商业模式融合，以及让有公益性质的广电业和市场化的电信业竞争，本身就是无解的方程式。“竞争是在相同体制之下的竞争，让企业与事业单位竞争，是没有结果的。”韦乐平说。

　　2010年下半年，全国12个试点地区纷纷提交了各自的试点实施方案，不过至今未被国务院批复，原定今年初推广的第二批试点城市名单也迟迟难以出炉。

　　但在各地努力下，目前除了上海模式、杭州模式(参见本刊2010年第8期“广电的救赎”)等已有模式，被确定为试点地区的城市又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模式，形成了武汉模式、云南模式、湖南模式等多种不同融合方式，但均未能突破上述体制的局限。

　　其中较受瞩目的是“武汉模式”。2010年6月30日，武汉进入首批12个三网融合试点城市。2010年12月16日，武汉广电与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组建的武汉市三网融合合资公司宣告成立。武汉的方法是“电信广电五五合资、双方轮流坐庄”，即电信、广电各占50%的股份，定期轮流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武汉广电与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新组建合资公司的第一阶段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左右，将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双方再另行增资。

　　但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武汉合资公司目前并未投入运营，这一所谓的合资公司仍由广电主导，电信渐失兴趣，双方目前注入的业务和资产都为非核心资产。值得注意的是，负责牵头推进“三网融合”试点工作的武汉市信息产业局也已悄然换帅，由武汉市广播影视局(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原副局长、副台长黄长清担任。黄长清履职后，武汉市信产局成立了合资公司筹划工作小组，由黄长清亲自担任组长。

　　上海、宁夏和辽宁与武汉类似。过去的上海模式并未合资，仅在业务上合作，收入分成。2010年12月，上海东方传媒公司与中国电信决定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负责推广三网融合后上海的IPTV业务。

　　此外，包括甘肃、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在内的多个省份都基本停留在战略合作层面。其中，上海南汇广电和上海联通也进行了战略合作，进行双向网络改造建设和双向业务运营。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以及各地广电与电信的力量对比不一，不可能有哪一种模式能得到广泛认可。这些模式如无平衡且有效的利益驱动，没有对等的竞争或融合机制，最终也只是一场“政治秀”而已。